龍翔九天——元明清龍紋御用瓷器展

由景德鎮市陶瓷考古研究所、景德鎮御窯博物院、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北京大學賽克勒考古與藝術博物館、保利藝術博物館、保利藝術研究院聯合主辦的“龍翔九天——元明清龍紋御用瓷器展”于8月8日盛大開幕。由于疫情等不可抗力因素，本次展覽將通過線上“云展覽”的方式呈現。

　　本次展覽由故宮博物院研究館員王光堯擔任學術主持，遴選景德鎮市陶瓷考古研究所、景德鎮御窯博物院藏明代御窯遺址考古遺物；北京大學賽克勒考古與藝術博物館、瑞士玫茵堂、北美十面靈璧山居等元明清龍紋御用瓷器共150余件（組），旨在通過如此大規模的龍紋考古資料及傳世文物資料整理，探討眾多主流學術問題，并與社會大眾共同探討龍文化在中華文化流變中的影響。

　　本次展覽亮點頻現，可謂2020年開年以來國內首屈一指的古陶瓷藝術學術展。其中明代御窯遺址出土明永樂青花纏枝蓮紋壓手杯將在本次展覽上首度示人；景德鎮市陶瓷考古研究所、景德鎮御窯博物院的龍紋展品將以本次展覽為契機，在江西以外地區成體系的首次亮相；數件傳世數量屈指可數、近百件元明清龍紋御用瓷器完整器成規模、有體系的集中陳列，并與景德鎮御窯遺址出土器物對比展示等亮點共同構成本次展覽之最。

　　明萬歷青花五彩龍鳳紋盤

　　【用考古資料為傳世國寶正名】

　　傳世品僅四件的壓手杯是明代永樂御窯瓷器名品中的名品，全部收藏于故宮博物院，其珍罕程度甚至遠超明成化斗彩雞缸杯。關于壓手杯見于明代文獻，詳細記述了其紋樣、大小與款，以及青花的特征。但2018年前，景德鎮御窯遺址考古工作長達數十年的時間內卻一直沒有發現壓手杯的考古遺物。而且，壓手杯紋飾緊密、胎體厚重，和永樂官窯瓷器構圖疏朗、胎體輕薄的特征差異較大，再加上壓手杯是唯一一種用青料書寫“永樂年制”四字篆款的瓷器，雖然學術界長期以壓手杯和四字篆款作為永樂時期的標準器，但也曾有人對其燒造年代存疑。

　　清康熙青花龍紋瓶

　　本次展覽將首次揭開2018年出土于御窯廠西墻東側永樂地層的明永樂青花纏枝蓮紋壓手杯的神秘面紗。可以說，這件在御窯廠遺址明代永樂時期的文化層中出土的與故宮收藏壓手杯完全相同的器物，不僅解開了困惑多年的謎團，也印證了明清文獻關于永樂青花壓手杯的記載是可信的。

　　除了這件首次展出的壓手杯外，本次展覽還遴選近百件景德鎮市陶瓷考古研究所、景德鎮御窯博物院藏明代御窯遺址出土龍紋御用瓷器，此乃景德鎮市陶瓷考古研究所、景德鎮御窯博物院的龍紋展品在江西以外地區成體系的首次亮相，希望能以此展覽為今人對明代御窯瓷器的認識提供了可靠的依據。

　　元后期卵白釉印花“太禧”銘盤

　　【數十件罕見重器講述元明清龍紋脈絡】

　　本次所展出的150余件龍紋御用瓷器時代跨度元明清三朝，展品之時代跨度之久、數量之大、類型之專、等級之高乃近年罕有，且元明清各階段的展品皆有堪稱國寶之重器，并可逐一串聯講述元明清龍紋御用瓷器之變化脈絡，歷代器物皆不乏點睛之筆。

　　比如，被古陶瓷鑒定家孫瀛洲先生撰文指出傳世品僅有三件的元后期卵白釉印花“太禧”銘盤；曾為Charles Russell、Alfred Clark、繭山龍泉堂、藍理捷、瑞士玫茵堂、北美十面靈璧山居六代藏家依次遞藏近百年，且參展著錄頗豐并為西方眾多學者論著的元青花龍紋玉壺春瓶；近二十年內秘不示人的元青花龍紋罐等元代器物將逐一展示元代龍紋中豐富的裝飾表現形式。

　　此外，除脈絡明顯的行龍紋外，明宣德青花云龍紋十棱葵瓣式洗、明成化青花龍紋盤、明弘治青花龍紋盤、明正德白釉露胎龍紋盤、明嘉靖青花九龍紋杯等數件器物中皆有“降龍紋”紋樣，幾可反映明代御用瓷器之龍紋裝飾特點及變化風格。加之明代御窯遺址出土龍紋御用瓷器對于展覽序列的補充與對傳世品的相互印證，明代龍紋御用瓷器瓷之特點可見一斑。

　　元青花龍紋罐

　　清代尤其是康熙中期，龍的式樣受到畫家劉源的藝術風格影響，之后各朝雖然依樣燒造，樣式相似，但龍紋繪畫風格隨著時間變化而逐漸產生差異。其中，清康熙青花龍紋瓶不僅為“暫得樓”“云海閣”遞藏，且為典型的康熙中期臧窯器物。其紋飾近龍頭的頸部彎曲成“S”形，強調龍的盛猛，刻劃出欲擒先縱，收放自如的動感。此件器物應為清代劉源所設計，幾與清代龍紋之范本接近。此外，曾在2019年以1.472億人民幣成交的清雍正青花釉里紅云龍紋與清乾隆青花釉里紅云龍紋兩件器物不僅為扛鼎之器，更因尺寸相似、器型相同、工藝接近、紋飾同源表現了雍正、乾隆父子二人審美意趣的傳承與變化。此兩件中期于同一展覽同時出現，以供對比欣賞，可謂別出心裁。

　　清雍正青花釉里紅云龍紋天球瓶

　　本次展覽所呈現的御用瓷器之龍紋裝飾超過三十種，包含行龍紋、正龍紋、升龍紋、降龍紋、龍鳳紋、龍戲珠紋等多種主題紋樣，并將通過對輔助紋樣搭配、紋樣裝飾手法、紋樣與器型組合等多種研究角度，以展覽豐富的展覽語言，觀察元明清三朝龍紋御用瓷器的特點。

　　正如本次展覽的學術主持故宮博物院研究館員王光堯在序言中所述：“考古資料證實龍是上古時期由來自不同地區的不同文化因素共同構成，是中國文明的最核心內容之一，其形成過程正體現中國文化的開放、包容特性。龍的形成過程與中華民族的融合過程相表里，通過不同人群、民族的交流實現……龍是中國的，中國人是龍的傳人。包容吸納是以龍為核心的中華文明的特色，賴有這種包容與學習，中華民族必將繼續發展壯大，勢如龍翔九天、與日月同輝！”